劉慶孫在太傅府，於時人士，多為所構。唯庾子嵩縱心事外，無跡可閑。後以其性儉家富，說太傅令換千萬，冀其有吝，於此可乘。太傅於眾坐中問庾，庾時頹然已醉，幘墜幾上，以頭就穿取，徐答雲：“下官家故可有兩娑千萬，隨公所取。”於是乃服。後有人向庾道此，庾曰：“可謂以小人之慮，度君子之心。”

　　韓康伯數歲，家酷貧，至大寒，止得襦。母殷夫人自成之，令康伯捉熨鬥，謂康伯曰：“且箸襦，尋作復(巾軍)。”兒雲：“已足，不須復(巾軍)也。”母問其故？答曰：“火在熨鬥中而柄熱，今既箸襦，下亦當暖，故不須耳。”母甚異之，知為國器。

　　子言之曰：“为上易事也，为下易知也，则刑不烦矣。”子曰：“好贤如《缁衣》，恶恶如《巷伯》，则爵不渎而民作愿，刑不试而民咸服。大雅曰：‘仪刑文王，万国作孚。’”子曰：“夫民，教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则民有格心；教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则民有遁心。故君民者，子以爱之，则民亲之；信以结之，则民不倍；恭以莅之，则民有孙心。《甫刑》曰：‘苗民罪用命，制以刑，惟作五虐之刑曰法。是以民有恶德，而遂绝其世也。’”